流放出生命的精彩

 杨晓雷


(本文选自《语文报·高一版》2016年寒假专号)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深圳来到遥远的伊犁。那里,曾是林则徐的流放地。到伊犁的当天下午,穿过宽阔的伊犁河,我们来到这里的林则徐纪念馆,只见门前冷冷清清,没有一个前来参观的人。走进展馆,里面仅一间约二百平米的展室,室内布置简陋,文物不多,四壁的图片及说明也大多见过,远不如虎门的气派。


家住深圳,我几乎每年都要去虎门。那里的林则徐纪念馆与鸦片战争博物馆建在一起,规模庞大,展馆外还有林则徐销烟池和虎门炮台遗址。每次去,总见到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故来伊犁前,对参观的事不太在意。犹如看戏,高潮过了,后面的戏,则容易被忽略。


然而,或许是身临其境的缘故,当我越过千山万水,从发达繁荣的广东,来到偏僻遥远的边疆伊犁,当我从林则徐虎门销烟任两广总督的辉煌之地,来到他被革官免职、惨遭发配的流放地,再看这曾经熟悉的图片和文物,再去体验和感受林则徐的风雨人生,尤其是流放伊犁的这段经历,静观他辉煌之后的坎坷,和“高潮之后的戏”,心中的震撼和感动,却是我在虎门所不曾有过的。


林则徐是在花甲之年,被流放到新疆伊犁的。此时,他的仕途一落千丈,前途一片渺茫。昔日的辉煌,已成过眼云烟,从声名赫赫的两广总督到被皇帝革官免职,从威震四海的英雄到发配边疆的“罪臣”。因大功获重罪,真是千古奇冤!但更折磨人的是,处罚并非一步到位,而是“钝刀割肉”般地拖了一年半。从18409月到18423月,林则徐先后被革职查办,以“四品钦衔”遣戍伊犁,改遣开封协助王鼎治水,最终被流放伊犁,整个过程历时一年半,前后跨三个年度,其结果,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伤心。尤其是最后一次,林则徐治水立了大功,按惯例应可将功折罪,但道光帝仍将林则徐发配伊犁。王鼎不平,向皇上当面苦谏,不成,便自杀,成为一时震惊朝野的“尸谏”事件,然而,道光帝依旧无动于衷。林则徐身心俱损,国难当头、报国无门的绝望,加上治水劳累、戍途奔波,他在西安大病了两个多月,到18428月才从西安启程,踏上流放伊犁的漫漫戍途。在流放伊犁的三年多时间里,林则徐强忍身体极度不适,拖着多病之躯,为新疆呕心沥血。他亲历南疆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吐鲁番等地考察,行程二万多里,所到之处兴修水利,开荒屯田。他亲自设计并率领民夫修筑龙口水段水渠,后被称为“林公渠”。他还积极改进推广“坎儿井”,被当地人民称为“林公井”。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面对厄运,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林则徐没有惊慌,没有绝望,他镇静坦然,慷慨悲歌。这一著名诗句,正是林则徐以“罪臣”之身,在西安登程伊犁前,告别妻子家人所作。


林则徐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他能国难当头,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不仅在于他能在仕途通达、身居高位时,倾心尽力地为国效力;也不仅在于他广东禁烟、虎门销烟等的惊世之举。还在于,或者说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即便在被革职流放的极端逆境中,即便在个人命运遭遇空前苦难和厄运时,人格和灵魂中依然保持固有的那份伟大与高贵。


虎门销烟,是中国近代史浓墨重彩的亮点,成为林则徐青史留名的标记。但这并不足以体现林则徐人格和精神的全部精彩。时势造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除个人具备的英雄品质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时势环境的客观影响。危难的时局,百姓的呼声,肩负的职责,把林则徐推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给他创造了成为英雄的历史机遇。而流放伊犁,使林则徐远离了时势环境的客观影响,如何生存,如何作为,坚守什么,追求什么,更多地依赖于他个人主观的选择,更多地取决于个人意志和品质,这对他的英雄人格和本质恰恰是个严峻的考验。苦难和挫折是人生的标杆,往往更能测出一个人生命的高度和深度。人在顺境中顺势而为容易,但要在逆境中坚守慎独难。


人生如戏。如果把林则徐的人生看作是一出戏的话,那戏的高潮,恰恰是他被流放伊犁的这段经历。而以往的辉煌与显赫,似乎都是为此所作的铺垫和积蓄。就像瀑布,其精彩动人之处,并非上游河水的浩荡,也非中间断崖的陡峭,而是水到断崖处,那奋不顾身的纵身飞泻。而此前的一切,似乎都是为那悲壮的一跃,所作的铺垫,所制造的落差,所积蓄的能量!


【赏读】


这篇散文通过写赴伊犁参观林则徐纪念馆时的所见、所思、所感,赞叹了林则徐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和超凡的精神意志。文章记述了林则徐因功而遭贬的经历,描写了林则徐被流放过程的艰辛曲折,突出他遇挫折而忠心不改,在逆境中为国为民竭忠尽智的英雄本色与人格魅力,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对待人生、珍视生活,如何让生命更加精彩。本文以交代作者的游踪开始,而后穿插林则徐的流放经历,对比手法的运用、议论抒情的水乳交融,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用互联网思维装神弄鬼

 王艺锦


(本文选自《语文报·高一版》2016年寒假专号)


 


 


  有一天我妈特别紧张地问我有没有支付宝,我问要那个干吗,她说她在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可以打折。我说我没有,电话那边失望的语气能绕梁三日了。据说在每个老太太都掏出智能手机扫二维码或者交出手机给服务员刷手机的时候,我妈从包里掏出一把钱,虽然都是大票,但在身边闺蜜的眼里是落后于时代的。眼瞅着护发素得按全价买,心里憋屈啊!我妈回家就翻出我替换下来的一个大屏手机,我说:“终于走进新时代啦!”我妈说:“要知道使这种手机买东西便宜,我早就用了。”我们家最后一款老诺基亚终于被扔进了抽屉。


逼得连老头儿老太太都知道互联网思维了,开口闭口“网上说”。可“网上说”的不就是忽悠吗?大家都兴致勃勃地互联网思维了,仿佛谁有了这思维就能一夜暴富。前些日子一个开饭馆的人在云南包了块地,种桃。大冬天的,别人都摘橘子,他摘桃,然后在网上把那桃夸得跟仙丹妙药一样,照片角度也不错,从面相上看确实是桃。你说种桃就种桃吧,人家还写了个故事,讲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做杂志啊,进互联网公司啊,当制片人啊,最后解甲归田养猪包地,为群众提供优质食材。虽然故事跟桃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互联网思维讲究的是情怀,是故事情节,只要你被打动,你就舍得花钱。都是混朋友圈的,咱得捧个场,138块钱一箱,必须来两箱,一箱自己尝鲜一箱送朋友。


快递倒是很给力,大晚上的也给送上楼,以为我买的海鲜呢,抱着泡沫箱子争分夺秒。我招呼全家人一起围观,表情和语气里透着一种骄傲,大冬天谁家能吃上鲜桃,也就咱家!我拿剪子跟揭幕一样把泡沫箱子一掀!好么,那一箱子小烂桃!桃长得不好,咱不怪人家,毕竟大冬天的伸不开腰,说是桃,有的长得还不如杏大。可是至少烂了多一半,那少一半跟蔫巴老头儿一样,快成干了。大家都傻眼了,这买的是一箱垃圾嘛,门口水果摊扔的都比这强。我妈迅速把烂的削掉,扔锅里煮成桃酱,依然是烂桃味儿。我送别人的那箱烂桃很快出现在朋友圈,人家以为这是个玩笑。


前几天有人约我谈众筹,从咖啡馆追着谈到拉面馆,一会儿说融资一会儿说路演,话题太庞大我脑子又太慢,所以那个哥儿们及其随从一直耐心开导讲解,试图告诉我只有互联网思维模式才能适应社会,只有众筹才能空手套白狼。可我还是跷着二郎腿,怀抱双臂,瞪眼问他:我为什么要让那么多人知道我?而对方迅速变身励志培训师,把互联网说成了金矿,只要你伸手就能抓一把金条上来。


互联网上曾有几个暴发户,作为一夜暴富的楷模,成了人生导师,开口闭口都是名人名言,追随者好像一头扎里就能把死水变活水,所有人都蠢蠢欲动,仿佛看见钱了,看见理想实现了,而没人介意那遍地狼烟、炮灰和骗局。互联网思维有时候就是个装神弄鬼的招牌,它确实在改变我们的生活,让默默无闻的坚守变得更加孤独。


(摘自《北京晚报》)


 

天堂里没有战乱,也不需要签证

 杨 杰


(本文选自《语文报·高一版》2016年寒假专号)


 


  当阿卜杜拉再次看见儿子艾兰时,他正俯卧在海滩上,脸蛋因为海水浸泡而惨白,像睡着了一样平静,只是再也不会醒来。


3岁的艾兰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引发了全球关注。有富豪甚至许愿,要为难民买下一座小岛,让他们有容身之所。欧洲各国此前紧闭的大门,也被这张照片轻轻敲开。


出现在照片上之前,这名3岁男孩最后的容身之处,是一只挤满了偷渡客的橡皮艇。这只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船,载着15名难民和他们的希望,计划航行20公里,从土耳其博德鲁姆半岛到达希腊科斯岛。


他们生活在叙利亚北部的一座小城,这里有着彩色的房子和原本井然有序的市井生活。但战火把一切都定格成黑色。就在阿卜杜拉决定离开前的3个月,这个家族刚刚失去了11名亲人。


小船刚开出500米,就被巨浪一口吞没。阿卜杜拉眼睁睁地看着至亲消失在黑暗阴冷的海域。


艾兰被冲上了海岸,他离开的姿势像极了熟睡中的孩子。有艺术家将照片中的他画在蓝色调的儿童房里,晚风静寂,繁星点点,仿佛醒来又是露着乳牙、咧嘴大笑的一天。


这本是3岁男童应有的生活,和他父亲想象的一样。“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生活”,父亲才下定决心远离家乡。


2014年成为二战后年度难民数量增长最快的一年,如果将他们聚集为一个国家,那么这将是世界人口排名第24的大国。但在艾兰的照片席卷各大报纸的头条之前,他们并未得到足够关注。


阿卜杜拉曾经想要投靠移民加拿大的姐姐,却始终无法得到一张允许入境的许可。欧盟曾想把难民摊派给成员国,但阻力很大。


现在,政治上的龃龉已经不会再影响到艾兰了。有人为他的照片画上天使翅膀,告诉他天堂里没有战乱,也不需要签证。


“这些难民可能是我们未来的配偶、好朋友、灵魂伴侣,也可能是我们孩子组的乐队中的鼓手,我们未来的同事,可能是当选2022年的冰岛小姐,可能是帮我们修好卫生间的木工、餐厅里的厨师、渔夫、电脑天才甚至是电视主持人。”冰岛的一位女作家说,她自愿接受无家可归的难民,“我们无权表示:‘你的人生不比我的人生更具价值’。”


人们开始提供房间、机票和同情。艾兰的照片让太多人垂泪,汹涌的同情像包裹着艾兰的另一种海水,将儿童、妇女和无家可归者轻轻托起,艾兰留给世人的最后影像,裹挟着悲伤,啪嗒一声触动了各国的政策按钮。


气氛好像一下变得热烈起来。英国决定再接受数千名难民,并提供1亿英镑(约合9.6亿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奥地利和德国再次打开国门,就连远在北美洲的加拿大也开始关注叙利亚难民,公布接收难民计划和追加经济帮助。


但很难说照片上“沉睡”的艾兰,能否真正唤醒“沉睡”的政策。“任何一种摊派难民的形式都只是权宜之计,问题的关键在制造难民的国家。”捷克总理说。也有国家的领导人奉劝难民“留在土耳其”。


阿卜杜拉如今决定哪都不去,就留在家乡,守着妻儿的棺木。


“他们每天会在早上叫我起床,对我说:‘爸爸,陪我们玩吧。’”遗传自父亲的大眼睛永远地闭上了,这个家庭仅剩的幸存者说,“现在一切都没有了。”


(摘自《意林》)

我们都爱上了朋友圈里的虚伪

孙骁骥


(本文选自《语文报·高一版》2016年寒假专号)


 


  微信圈已变成了一个扰人的虚拟空间。


前几年微信刚兴起时,我们视之为一种朋友间的“半私密”空间,经常是随时想到什么、拍到什么就随手往微信里一扔。后来微信好友积累渐多,除了人畜无害的普通朋友之外,也有同事。无论关系好不好的,都是一通猛加,故此,工作上的事情渐渐不愿意在朋友圈提及了,怕得罪人。这成为微信生活虚伪的起点。


随后,单位领导也加了微信,畅所欲言的空间更小。毕竟,牢骚太盛防肠断嘛。不仅如此,说话谨慎的同时经常还得主动转发一些领导朋友圈的正能量段子,又是点赞又是留言的,总是期望能借此获得领导的某种赞同。微信圈的虚伪自此愈演愈烈。


再往后,微信加的好友日积月累,从家里的亲属到饭桌上认识的酒肉朋友,从学生妹到企业家,可谓鱼龙混杂,物种丰富。发展至此,至少我已经彻底在朋友圈中放弃了自我展示,干脆每天就发一些鸡汤段子到微信圈。像鸡汤这类的内容,不说大部分人喜欢,至少谁都不得罪。


另外,我有些强迫症似的特别注意朋友圈发的照片的质量、穿着、环境,即使发一句简单的文字,内心也打了长时间的腹稿:这样说话,谁谁谁应该会喜欢,同时也不会令谁谁谁反感。对了,我不应该遗漏微信群和好友分类的功能,它直接让我的微信生活从简单舒适变得复杂心烦——不仅得考虑各色人等的感受,还得分类发布内容。生活的哪些方面适宜展现给哪些相应的人看,这种微妙的分类、计算、发布占据了不少时间。


不得不说,呈现在微信圈中的自己距离真实的自己,这些年渐行渐远。我们日益熟练地利用网络和移动端的SNS平台在伪装自己、讨好别人、谋求人际资本……真实的自我形象却如风中烛光般闪烁不明。微信圈真的让我们变得更虚伪了吗?


如果答案是一个简单的“是”,那么未免有些流俗。实际上,不妨反问,在SNS平台和微信出现以前,我们的生活真的要比现在“真实”,或者说“不虚伪”得多么?这个问题是值得深入讨论的。过去,受技术所限,人与人的交流,必须“face to face”。然而,近距离交往时,我们其实也有着微信朋友圈一样的虚伪,比如刻意的着装、说话比平时温柔一万倍、脾气变得极好、健谈、慷慨,但说穿了,你自己明白,生活中当你独处之时,以上的“美德”你其实统统都不具备。只有当需要为了人际关系而“表演”时,你才会成为一个称职的生活的演员,一个更“好”的人。


于是,在微信朋友圈的“绑架”下,我们几乎24小时每天都处于“前台”。早上起床微信自拍刷脸,每去一个地方都打卡签到,时而低调炫富,时而转发寓意深刻的鸡汤文。在这八万四千六百秒的时间内,每一秒钟几乎都贡献给了此类廉价的表演。说实话,悲催的真相是,我们的内心一如过去那样热衷表演,只是现在表演的成本和门槛更低:几张PS痕迹严重的照片,几句转帖,几帧模糊不清的场景,塑造出了我们微信时代的公众形象。


如今的我们不仅是演员,是观众,还是希腊戏剧中的唱诗班。留言、点赞、转发……让我们成为了无比疲惫的演员,一个比楚门(Trueman)更悲催的真人秀牺牲品。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演员的自我修养》里描写过一段表演后台的真实经历:“打开灯,端量着自己。我看见了完全不是我期待的形象。我在工作时找到的姿势和手势也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而且,镜子暴露了我以前不知道的身上的那些不协调处和那些不美观的线条。因为这样的失望,我全身的热情一下子消失了。”在我看来,要想使这种表演的热情不至于消失,最佳的办法莫过于让“后台”消失,进而让这面映照了自我的镜子消失。那样,生活的演员们将永远处于“在线”的状态,永远满怀热情,永远成为一个他所不是的人。


诡异之处在于,我们已经习惯甚至爱上了这样的状态,浑然不知。


(摘自《深圳特区报》)

手工是一种遗产

 冯骥才


(本文选自《语文报·高一版》2016年寒假专号)


 


  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人类用双手满足自己的一切需求。无论盖房造物,还是做饭制衣,都由双手来完成。但这还不够,双手还要去实现人类对更精美事物的追求,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于是,从生活的智慧、技术的发明直到审美理想的实现便都由双手来体现。由于审美进入十指,许多艺术相应而生。


在遥远的古代,交通不便,人们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中生活。在相对独立的地域,每一种手工制品都是那里的特产。手成了心灵最灵便的工具。故而,愈是文明古老的民族,他们的双手就愈聪明;同时,不同民族的双手又具有各自奇特的本领和气质。


手工中智慧与技术的含量是长久以来一代代积累而成的。在漫长的传衍过程中,不断冒出来一位又一位工匠。他们心灵手巧,聪明过人,或是在技艺上做了这样或那样的绝妙的改进和创新,或是在审美情趣上做了一些提升,受到人们的认同。这些新的技艺或审美便自然而然地融进传统的手工中去。精湛的民间手工全是千锤百炼的。但是,在没有专利的时代,手工中至关重要的绝技是世袭或以师徒方式单传的。如果艺人没有后嗣,技艺的传承便会中断。面对广元三星堆那些“纵目神灵”青铜面具上的方孔,我们已无法知道四千年前的古蜀人用什么利器切割开这厚厚的青铜;也无法知道他们用何种技术把坚硬的玉石切割成纸板一样的薄片,并打磨得如此细腻与光滑。大量的手工技艺生生灭灭,随其自然,这也是很多古代制品今人无法复制的缘故。


工业技术是通过档案资料保存下来的,手工技能都是口传心授,最多只是保存在几句短短的口诀里。工业技术是物质性的,手工中有许多是感性和悟性的。从文明的传承看,这种手工的文明是记忆性的,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之所以称它为遗产,是因为当代人类正在进行一次文明的转型。农耕文明属于手工的时代,工业文明属于机器的时代。由于机器的能力与效率远比手工高出千倍万倍,这一转型急剧而猛烈,所向披靡,故而抛弃手工在所不惜。然而,人们在生活中只会关心物品的本身,不会关心造物的手段——到底是机械还是手工。等我们意识到手工属于正在消失的文明时,很多手工已经濒危或者干脆无影无踪了。


如今,市场开始青睐手工制作的陶艺、锻打的铁艺和种种编织的手艺,为之标上高价。市场的规律是“物以稀为贵”和“按工计价”。人们认可这种高价,是因为手工制品纯朴、生动,带着人的气息。人用双手触弄和制造这些物品时,总是渗透着心中的想法、审美情趣以及对生命的感悟,而且不会重复。这是机器制品不具有的。在冷峻的千篇一律的工业文明的时代,手工给人一种具有怀旧意味的人文的温馨,就像那些仿古餐厅中摇曳的烛光。


然而,遗产的意义远非如此。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手工是不同地域的工匠聪明才智的见证,也是民族与地域精神传承的载体和个性的象征。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说,每一种手工的背后还有一片深广的生活景象与丰富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中,只有少量的体现在手工制品中,更多的保存在手工制作的过程中。因此,抢救与记录濒危和珍稀的民间手工,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工作,也是人类文明转型期间的全新课题。我们以前没有做过,但现在非做不可。因为,老房子在轰隆隆地与我们告别,缤纷的手工正在不知不觉地成批死亡。


人类放弃手工,使用机器,是伟大的进步。但我们同时还要记忆手工。因为——


放弃手工是为了文明的发展;记忆手工是为了文明本身。


 

柏林墙的碎片

 刘小枫


(本文选自《语文报·高一版》2016年寒假专号)


 


  柏林墙上曾有过一种文化,如今这种文化变成了碎片。


自从民主德国的一些公民在柏林墙东侧掘开了几个大口,让东西柏林人自由往来,柏林墙开始变成历史的废墟。在柏林墙的西侧上面,有用油料涂满的图画和语言,一些地方甚至层层重叠,不断更新创作。如今,人们带着欢庆的心情涌向柏林墙,用铁锤和铁砧在墙上敲下几块碎片,作为历史遗留的纪念品珍藏起来。谁知道这些带有各色油彩的碎片在几十年或几百年以后会值多少钱呢?如今,巴掌大的一块碎片售价已高达十个西德马克。此外,用小小的碎片做成的精致耳环和胸针,已在柏林墙前出售。对柏林人来说,这似乎是今年最佳的圣诞礼品。不难想见,用柏林墙的碎片做成的艺术品种类会日益繁多。


然而,我在著名的布兰登堡门的柏林墙西侧,见到一篇写在大木板上的优美散文。上面的文字告诫人们:“柏林墙被掘开了,但是,这并没有伴随着胜利的欢歌,只有沉重的记忆带来的苦涩思索。”难道人们一定要用种种政治意识把人类敲击成碎片?难道只是在政治领域才会有一座座柏林墙?难道这个世界上筑起的高墙要永远存在下去?


令人深思的是,把人在地理上、生理上、心理上隔绝开的柏林墙,却是由主张整个人类拥有解放和幸福的政治理想构筑起来的。柏林墙文化是人类之耻辱的符号,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它已经变成了碎片。柏林墙的碎片亦是人类之耻辱的记忆符号,它不知与多少活生生的人的肉体和精神碎片掺合在一起。作为一种艺术品,柏林墙的碎片也许是非常独特的;而作为一种文化,这一现象绝不只具有讽刺意味,它意指的或蕴藏着的绝不是人类的欢悦,而是人类永远洗刷不净的污秽和永远消退不去的悲哀。


柏林墙绝不是一种仅在德国才有的现象,它不过是在世界上处处存在着的各种隔绝人身、诋毁人身的有形和无形的凝聚。柏林墙是用钢筋和水泥铸成的,这意味着现代技术可以生成隔绝人身、诋毁人身的墙的原材料。墙在这个现代世界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不管是这个世界还是我们自己,都是碎片——涂有各色油料的碎片。柏林墙作为一个普通的象征绝不只具有政治意味。


唯一能穿透那隔绝、诋毁人身的墙的是爱。然而,令人悲哀的是,如今爱本身也成了碎片,甚至也经常成为一种墙。人的爱不是神的爱。一旦人的爱与那自我牺牲的上帝之爱相分离,就必然变成碎片。这难道不是我们的现实?


我也来到柏林墙前,用铁锤敲下了几块碎片,把它们收藏起来。对我来说,我收藏的不仅是柏林墙本身,更是这个世界本身,这个时代本身,还有我们自己。


(摘自《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注】柏林墙,正式名称为“反法西斯防卫墙”,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在己方领土上建立环绕西柏林边境的边防系统,目的是阻止民主德国(含首都东柏林)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所属的西柏林之间人员的自由往来。柏林墙始建于1961813日,全长155公里。最初是以铁丝网和砖石为材料的边防围墙,后期加固为由瞭望塔、混凝土墙、开放地带以及反车辆壕沟组成的边防设施。柏林墙是德国分裂的象征,也是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1989119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联邦德国以及西柏林,柏林墙被迫开放。19906月,民主德国政府正式决定拆除柏林墙。

书店的生与死

 


 叶曙明


(本文选自《语文报·高一版》2016年寒假专号)


 


  在加拿大跑了几个城市,每到一处,都留意书店,也许因为在国内听到太多书店倒闭的消息,以至于到加拿大以后,每进一家书店,第一个念头总是:这里铺租超便宜吗?怎么它能维持得下去?看看店里的商品,无非也是书籍、CD、精品文具等,与中国并无二致,何以人家就可以如此淡定地经营,而我们的书店却好像总是惶惶不可终日?


与女儿闲聊书店,她有很多观点,令我深受启发。在说起小书店与大书店的竞争时,她从消费者的角度,列举了三条应对之策:一是要有特色,大书店没有的书你有,像多伦多有一家美术书店,规模不大,但很吸引人,因为它不仅有英文版的美术书,而且中文版、日文版、法文版、意大利文版,一应俱全,都是店主从世界各地精挑细选来的,专业品质有保证,大书店无法做到;二是让读者在家里就能查到自己所需要的书在哪家书店有售。现在的读者时间宝贵,个个火急火燎,谁愿意走街串巷,到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书店去碰运气,找一本不知有没有的书呢?他们宁愿网购或者到大书店去买;三是让读者走进书店以后,获得比大书店更好的服务。


想想也有道理,但怎么才能做到呢?女儿认为,在网店与大书店夹击下,单打独斗很难赢,小书店要与大书店相抗衡,最好是联合起来,组成书店联盟,建立自己的数据库,让读者在家里上网就能方便地查到他要的书在哪几家实体书店有售,存货多少,还有哪些相类似的书,实体店的具体地址、环境、交通、有何优惠等等,都一一详细列明,让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位置,选择最方便的实体店,避免跑冤枉路。


现在国内书店的服务,充其量就是代客找书,这远远不够。女儿在对比了国内与国外的书店之后说,多伦多有一些专业书店,从店主到店员都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不仅可以根据顾客不同的年龄、学历、专业,推荐合适的书,还可以与顾客聊一些很专业的话题,显示其知识更新的速度,几与业界前沿同步。这也是那些人流如潮的大书店无法做到的。


确实,瞧现在国内许多书店,都以养生类图书为主打,可有哪家书店会聘一位至少学过营养学的人做销售呢?有几个店员说得清营养素、非营养素和抗营养素的区别?当你走进一家音乐书店,想买有关爵士乐的书时,一家店员漫不经心地向你推荐一本贝多芬传记,另一家店员居然和你聊起后现代咆哮乐与后波谱,你会成为哪家店的回头客?


我在国内常常听到人们感叹实体书店的式微,仿佛一个城市少了书店做点缀,就显不出其文化品味。但书店毕竟不是点缀品,它不是为了显示一个城市的品味而存在的。如果这个城市确实不需要这么多书店,它自然会消亡。我在蒙特利尔的一条小街上,竟看到有三四家书店并列而开的盛况,这固然令人眼前一亮,尽管里面的书我一本也看不懂。但在里贾纳、萨斯卡通我也待过,一个是省会城市,一个是商业中心城市,两个城市的书店加起来,也不过十几二十家,你说它少吗?已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了,也没听见当地人焦虑不安地讨论城市缺少文化品味怎么办的问题。


书店的生与死,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既无须期望过高,也不必绝望。看看很多发达国家的书店,至今也没消亡,我们也不用过于悲观,多想想办法,总有生路。


【赏析】


书店的生与死,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而对于书店,我们既无须将其当做城市的点缀,也不必对其忧思过深,存在与消亡自有其自身的发展程度来决定,我们只需静下心来品味书店中令你我中意的书籍便好。

寒色

 


 龙应台


(本文选自《语文报·高一版》2016年寒假专号)


 


  当场被读者问倒的情况不多,但是不久以前,一个问题使我在一千多人面前,突然支吾,不知所云。


他问的是:“家,是什么?”


家是什么,这不是小学二年级的作文题目吗?和“我的志愿”“我的母亲”“我的暑假”同一等级。怎么会拿到这里来问个自认为对“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早有体会的人呢?


问者的态度诚诚恳恳的,我却只能语焉不详蒙混过去。这么难的题啊。


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给你带伞。烫的便当塞在书包里,书包挎在肩上,贴身还热。周末上街时,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机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尺远就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饭菜香一阵一阵。晚了,一顶大蚊帐,四张榻榻米,灯一黑,就是黑甜时间。兄弟姊妹的笑闹踢打和被褥的松软裹在帐内,帐外不时有大人的咳嗽声,走动声,窃窃私语声。朦胧的时候,窗外丝缎般的栀子花香,就幽幽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得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人声特别喧哗,进出杂沓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愈来愈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看,仿佛看见,有一天,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她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


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国大学小城里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窗外飘着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具总是在运输的路上,其他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生不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很多,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又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遇见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以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


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


很多,一会儿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象,于是你苦口婆心几近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滚烫的便当塞进他的书包里。周末,你骑自行车去市场,把两个女儿贴在身后,一个小的夹在前面两腿之间,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一个一个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幽幽的香气。


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


【赏析】


本文开头引用读者的提问,既是引入话题,同时也是启发读者思考,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与作者形成一种心的互动。作者以“寒色”为题,使得全文笼罩上一层浓郁的伤感意味。


作者在叙述中揭示出亲情是生生不息、恒远流长的,文中作者有意选择相同的细节和情境,前后照应,但人物的角色身份却悄然发生变化,由获得父母之爱的子女,变成给予子女爱的父母,身份变了,但亲情没变,一以贯之,强调亲情的永恒,进而凸显“家”的主题。

曾国藩也爱开玩笑

 


陈扬桂(本文选自《语文报·高一版》2016年寒假专号)


 


读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曾国藩威严有余,不苟言笑,但也不时和夫人言笑晏晏。


一次,曾国藩乘坐帅船停泊于长江某埠,来到卖笑销魂的场所,与一位叫大姑的妓女饮酒作乐。临别时,曾国藩问大姑需要点什么,大姑说:不求大帅金银,但求大帅墨宝。曾国藩于是挥笔书嵌字联相赠:大抵漂生若梦,姑从此处销魂。从此大姑身价倍增,门庭若市。


曾国藩在做湘军统帅时,军师刘蓉曾想辞职回家。爱才如渴的曾国藩设法挽留。刘蓉出于对曾国藩的敬重和友情,表示愿意让点步:你要是能写出一首令我发笑的诗来,我就留下不走了。


曾国藩便把家乡娄邵一带流传的一首取笑姑爷的宝塔诗抄录给刘蓉:



豆芽


芝麻花


饭菜不差


爹妈笑哈哈


新媳妇回娘家


亲朋围桌齐坐下


姑爷一见肺都气炸


众人不解转眼齐望他


原来驼背细颈满脸坑洼


刘蓉看后,忍俊不禁,遂留在军营中继续为曾国藩服务了。


曾国藩留给晚辈下属的形象,大多是威严肃穆的,但也有幽默、风趣之时。他最得意的学生李鸿章写道:“在营中,我大帅(曾国藩)要我辈大家一同吃饭,饭罢即围坐高谈阔论。他老人家最爱讲笑话,常惹得大家笑痛肚皮,他自己偏一点也不笑,只管穆然端坐,捋须,若无事然。”


曾国藩最小的女儿曾纪芬也在回忆录中写到一个曾国藩跟她逗趣的故事:曾纪芬想做个刘海,把头发拉长一点。曾国藩满口答应:好,好,我去给你请个木匠来,帮你做个木架子,架在你的额头上,把你的刘海拉得又长又漂亮。说着,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章太炎的生意经

 


 吴安宁


(本文选自《语文报·高一版》2016年寒假专号)


  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随便都能拿出两三万来买房,估计羡煞了不少人。倘若您以为章老爷子一直过得很富裕,那就错了。


他早年闹革命,穷得一塌糊涂,最困顿的日子在日本一天只吃一个面饼。民国建立后,他和汤国梨女士在上海结为伉俪,蔡元培为之证婚,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革命领袖均与会庆贺。当时办婚事,男方需要送“四色聘礼”,章太炎没钱,只好把袁世凯授给的勋章也作聘礼,凑齐了“四色”。


自己穷不打紧,连累佳人遭罪就不妥了。民国初建,不少人投机钻营,章太炎想自己好歹是个名人,孙中山、袁世凯都得给几分面子,弄点钱应该不难。思前想后一番,就兴冲冲到北京去要钱。胡适曾记录了此事:当时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秘书陈汉第与章太炎关系不错。某天,章太炎去找陈,说要借600万外债,修建某项目,请袁总统批准。陈汉第很奇怪,问你要这么多钱干啥。章太炎天真浪漫,说我当你是朋友,你不告诉别人,这600万借款,我可得60万回扣。陈汉第愣了半晌,说此事估计不成。第二天章太炎又来了,找到财政总长梁士诒,胃口小了很多,说只要十万。梁不同意,说最多一万。章太炎骂了一通,才拿钱走人。


弄到钱后,章太炎的生活状况大为改观,但他根本不知道钱该怎么花。他以为一件东西就是一个价,一张钞票用一次。买东西也从来不问价格,买啥都是伸出同样面额的钞票,人家说不够,就再给一张。如吩咐下人买包烟,给五元;女儿要做大衣,给五元;出门坐趟黄包车,给五元;看中了一本书,给五元;连族人修祖祠找他赞助,也给五元,引得来人骂其小气。


到了20世纪20年代,北洋分裂,国内一片动荡。章太炎从政府部门捞不到钱了,就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在上海讲国学,收入大不如前。


一家人住在上海,开销不小。章太炎不仅没固定的收入,对生活问题又全不放在心上,章夫人汤国梨常出门张罗钱财,有时甚至去当铺典质。某段时间,章家经济实在为难,章夫人汤国梨无奈,建议丈夫卖字换钱。可章太炎既不登广告,写的又是小篆,富商巨贾们不认识,所以他的“生意”很清淡。


1929年中秋,房东上门收租,说章家积欠房租20个月,倘若不缴清,请搬家走人。汤国梨气得直掉眼泪,就写了一封信,托人拿去见章太炎的好友董康。董康是民国著名法学家、大律师,得知章家落魄于斯,不甚狐悲,当即就写了两张庄票(钱庄的银票),一张付积欠,一张寻好点的住所。有了老友的资助,章家才得以迁入同孚路同福里25号。


或许是因为夫人发了火,穷困潦倒的章太炎才觉得有必要认真赚银子了。他走的路子可跟鲁迅、胡适、郁达夫等晚辈出书拿稿费不一样,专门写寿序、墓志,要价奇高。


19286月,黎元洪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黎家后人到上海找章太炎写墓志铭。章太炎狮口一张,要价上万,黎家还真给了,当时媒体称为“晚清以来,润格最高的谀墓”。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巨资求诗人陈三立撰墓志,陈三立断然拒绝,张学良转求于章太炎,章欣然提笔,给钱就写字。章太炎发财门路一开,日进斗金,不仅达官贵人,连一般富户也忍不住寻上门来。


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上海的章太炎与青帮大佬杜月笙还发生交集。


章太炎的侄儿住在上海法租界,与人发生房屋纠纷,请章帮忙。章听说杜月笙在法租界只手遮天,便写了封信。不料杜不仅排难解纷,还专程登门拜访。临告辞时,杜月笙悄悄将2000银元的庄票压在茶杯底下。此事让章太炎很受感动,觉得杜有豪侠之风。此后杜月笙每月派人给章太炎送钱,两人从此交好——此事让梁启超实在看不惯,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章被“诱奸”了。1931年,杜月笙家祠落成时,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首先就想到了章太炎,传闻开出了上万的天价润笔。


有如此名气,肯这样捞钱,能不发达么?


(摘自《看历史》)